姚璐，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些保守地区，我的女性沙发主对我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

我作为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她们眼前，让她们真实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过一种被禁锢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谈到中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战乱”、“动荡”、“恐怖袭击”、“难民”这样一些词汇，这也是我去中东之前对那里的印象。

我成长在一个经济飞速向上的和平年代，一切都蒸蒸日上、充满希望。每当打开国际新闻，看到中东的漫天炮火和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时，我常常会想，中东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动荡之中维系日常生活的？他们的命运如何被时代所左右？他们又是如何看待那些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呢？

在2016年以前，我是一名风光摄影师，经常去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徒步、扎营、拍摄自然风光。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峨眉山金顶。

在我拍风光的那些年，女性风光摄影师非常少，我时常因为性别而被男性摄影爱好者们质疑或教导，他们认为风光摄影与体能、技术、吃苦能力密切相关，天然地不适合女性。另外，我还遇到不少人认为女生不该一个人出去旅游，应该早点结婚生孩子，过一种稳定的生活。

那四年的经历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性别偏见和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当我渐渐对性别问题产生兴趣时，中东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很想去那些性别极端不平等的地方看一看，那里的女性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她们的人生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性别。

基于对战火之外的中东人民日常生活，以及中东女性生存状态的兴趣，我主要采用了沙发客的旅行方式。沙发客指的是基于故事分享、文化交流的一种免费住宿方式。旅行期间，沙发客通过网站申请入住沙发主的家庭，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参与异国他乡的日常生活。

2016年到2020年间，我五次往返中东，住进了31位陌生中东人的家里。在与他们同吃同住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他们鲜活的日常生活，也看到了他们的困境和反抗。

伊朗：颠覆我的中东想象

2016年，我启程出发，前往中东之行的第一站，伊朗。

去之前我很忐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我印象中的伊朗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社会规则严苛的保守国家。在那里，女人必须穿包裹住臀部的长款上衣并佩戴头巾，男人必须穿长度超过膝盖的裤子，男性和女性在公众场合不能有亲密行为。

去伊朗前，我很担心我会做出一些不得体的行为或者说出一些不合适的话，引发种种问题。

但是，伊朗之行完全颠覆了我此前的想象。在伊朗我会看到这样一些禁忌的画面，夜幕降临后，在一些地方情侣会依靠在一起。

伊朗政府不允许人们在公共场合唱歌，可是在夜晚的桥洞下，我会看到一些伊朗青年边弹吉他边唱歌。这样的画面在我看来充满了反抗性，而且很温暖。

第一位女大学生一口气问了我十几个关于中国的问题。第二位小伙子跟我谈起了他第一次摸到iphone4的时刻，他说，那个线条和质感简直太完美了。

我问起伊朗的反美情绪，他告诉我，政府和人民是两码事，伊朗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影响他喜欢美国的科技产品，他的梦想是去美国留学，到硅谷工作。

第三位青年问我：“在中国，男人和女人可以在公共场所约会吗？可以牵手吗？”我告诉他，牵手、拥抱、接吻都可以。他听完非常震惊，看到他那么震惊，我也很震惊。

他再次向我确认道：“是不是只有在晚上人少的地方才能牵手？”我跟他说，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他冥思苦想了一会儿跟我说，虽然他在电影里见过这样的场景，但放到真实生活里还是很难想象。

他离开后，第四位姑娘走上前，跟我表达了她对信仰的看法，她认为个人品行与是否有信仰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在伊朗时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不管是坐公交车、坐地铁，还是在大街上散步，总有热情的伊朗人上前跟我搭话。

伊朗人民的热情、友好、对外部世界充沛的好奇心、极强的思辨性和批判精神完全颠覆了我对伊朗的看法。这让我确信，我的中东之行值得继续下去。

叙利亚：战争下的日常

我们对中东的印象除了保守之外，还有持续的动荡和战乱。在我出发前往中东的2016年，叙利亚正处于激烈的内战之中，经常登上国际新闻的头条。

我第一次听闻叙利亚人口述的故事，是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我在贝鲁特的沙发主诺瓦是一个叙利亚人，和她见面后，我问起叙利亚的情况，她用一个词回答我，“normal”，正常。我心想叙利亚的生活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呢？

她告诉我，外界对叙利亚存在很多误解，好像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可是战争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比如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她对我说：“有机会你应该去一趟叙利亚，我相信你会喜欢大马士革的。”

2018年底，了解到叙利亚的局势基本平稳下来，我就飞往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从陆路进入大马士革。一到大马士革古城，我就如诺瓦所说，迅速喜欢上了这里。

古城的生活非常接地气，每天清晨，卖馕的店门口都挤满了人。

到了七八点钟，卖蔬菜、水果的店纷纷开门营业，学生们背着书包鱼贯而入。

大马士革古城中央的倭马亚清真寺美轮美奂，保存得非常完好，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清真寺之一。

夜幕降临后，古城的主干道上非常热闹，人们会在鸡肉卷店和披萨店门口排很长的队。我还能看到很多披头散发、穿着非常时髦的女性。周末的夜晚，酒吧里全是喝酒跳舞的年轻人。

我们对战乱之地的想象通常很贫瘠，很容易把战争跟日常生活对立起来，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战乱和生活是可以共存的。

我怎么都没想到，经历了七年内战，大马士革的生活依旧有序、安稳、热闹。在古城散步时，我时常想起阿拉伯人中流传的那句谚语：“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

表面上看，大部分叙利亚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似乎没有新闻报道的那么极端，但他们的人生还是极大地被战争所改变了。

一位叙利亚青年告诉我，叙利亚的适龄男青年必须服兵役，过去的服役时间是一年半。但战争爆发后，服役时间就遥遥无期了，他的一位朋友一去不回，已经在军队待了整整八年。

谈起内战对人生的影响，好几位叙利亚青年对我说：“叙利亚年轻人是不能有梦想的，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小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对未来有很多规划和想象，但一长大，内战就爆发了。他们突然被困在了原地，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在本该憧憬未来的年纪，他们却不得不面对很多窘迫的状况，比如停电、停水、物资匮乏，还有亲友的离开和没有希望的未来。

七年对于人类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于个体来说，时光一去不复返，哪怕七年之后国家回到了正轨，你也不可能把18岁重过一遍。这就是动荡的时代之于个体的残酷，没有人可以真正地置身事外。

一位叙利亚朋友告诉我，在连年战乱中，叙利亚人已经习得了“随时关闭感官”的能力。哪怕隔壁街道正在进行巷战，人们也可以坦然地在这条街道喝咖啡、玩游戏，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并不是一种冷漠，而是一种生存本能，避免让自己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

去叙利亚之前，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想跟我倾诉战争带来的伤痛，但事实上他们更愿意跟我分享日常生活。

他们会带我看演出、参加订婚宴、吃喝玩乐、过战后第一个可以大肆庆祝的圣诞节。

我发现，当宏大的局势完全不可控时，似乎每个人都更渴望紧紧抓住日常生活，以此来维系生活的秩序，获得心灵的安宁。

巴勒斯坦：误解与偏见

因为片面的报道，他人对我们、我们对他人都存在很多误解。

在巴勒斯坦的纳布卢斯，我的沙发主有一个正在念小学的妹妹，听说我来自上海，她拿来了作业本，用磕磕巴巴的英文告诉我，她写过一篇关于上海的作文。

她写道：“在中国上海，有一个奇怪的挑选新娘的市场，它每周末开放两天，所有父母都会去这个市场为儿子挑选一位新娘。”

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写沙漠里一个野蛮的人口买卖市场。可是我们都知道，她写的其实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相亲角。最近几年，人民公园相亲角非常有名，几乎成为了外国人眼中的上海“地标”。但我确实没想到它竟然如此声名远扬，连巴勒斯坦人都知道了。

我看这篇作文的时候觉得很好笑，但妹妹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笑。她非常严肃地问我：“为什么你们要卖女人?为什么要让陌生人知道她们的身高、 体重、收入?” 她说，她和她的朋友觉得中国女人很可怜。

我很努力地用简单的英文告诉她，中国主要还是自由恋爱，相亲只是个别现象，而且这和“人口买卖”没有关系。

但说着说着，我自己都觉得挺可笑的。我们总觉得中东女性地位低，但没想到，她们竟然也会觉得我们很可怜。我们时常以为看见了对方，但看到的却只是被媒体放大的偏见。

伊拉克：真实的中东女性

在中东的四年旅途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发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故事。它让我看到了新闻和我们想象之外的、真实的中东女性。

艾哈迈德是我在巴格达的沙发主，他有两个妹妹，一位是22岁的姐姐拉赫曼，另一位是18岁的妹妹巴图。

艾哈迈德每天都会开车带我出门，那时正在放暑假，两个妹妹在家没什么事做，大部分时候都在做家务或者画画。但哪怕是这样，艾哈迈德也从不会提议带两个妹妹一起出门。

开斋节那天，艾哈迈德告诉我，今天全家会一起出门，去市中心的国家公园游玩。我花了十分钟洗漱完，准备好背包，但一家人丝毫没有要出发的意思。

两个妹妹一般中午11 点半才会起床，但这天她们8点多就起来了，开始为出门做准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伊拉克女孩会为出门做多么冗长的准备工作。

她们先在身上涂脱毛膏，把手上和脚上的毛发剃干净。随后她们用直板器把头发拉直，因为伊拉克女性大多是那种毛毛的卷发，所以她们格外向往顺滑的直发。

拉完头发后，她俩坐到院子里，用细线互相帮对方拔脸上的软毛。拔完毛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吃了一顿午饭，食物是底格里斯河的烤鱼。

吃完午饭后，她们回房间开始化妆，一边化一边互相点评。等画完全套妆容，她俩开始挑衣服。妹妹先穿了一条金色的长裙，但这条裙子太性感了，连穿在罩袍里的资格都没有，于是她在裙子外面又穿了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又在外面套上了一件宽松的罩袍。

姐姐拉赫曼也和她一样，里里外外穿了三层衣服。当时的巴格达室外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光是看着她们的衣服，我就热得冒汗了。穿完衣服后，她们又花了点时间搭配饰品。

等她们全部准备完毕已经是18点了，距离她们起床已经过去了十个小时。虽然打扮得足够精心，但她们忙活了一整天的成果几乎所剩无几，光滑的手脚、顺直的头发、好看的衣服几乎完全被遮蔽在了罩袍之下。

和她们一起生活了几天之后，我觉得简单地用“爱美”来形容她们那漫长到有点夸张的打扮流程是不合适的。

在伊拉克南部旅行的时候，我发现街上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00:1。女性一般不被允许一个人出门，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家务、做饭，照顾全家人的生活。她们的人生选择很有限，只有在“打扮”这件事上，她们是相对“自由”的。因此，每一次出门都变得格外隆重。

开斋节的第二天是我在艾哈迈德家的最后一天。虽然我和两位妹妹相处得很好，但我没有提出要跟她们拍合照，因为在伊拉克南部，“抛头露面”的女性被认为是放荡的、不自爱的，哪怕她们被性骚扰或性侵，也是她们自己的问题。因此，伊拉克女性很少在网上分享照片。

这天下午，妹妹巴图问我能不能拍合影，我说只要你可以我当然没问题。她思考了一下，决定不穿罩袍了，于是她穿着T恤衫，披着一头棕色的卷发跟我在院子里拍合照。

拍了一会儿后，姐姐拉赫曼也加入了我们。她戴了头巾，画了个简单的眼线，穿了一件无袖上衣。我们三个人在院子里左拍右拍，拍了一会儿后，她俩很兴奋，决定进屋再换一套衣服。

刚进屋，她们就遇上了准备出门的妈妈，妈妈看到照片后气得把钱包扔在了地上。她揪起妹妹的耳朵，把她拎到了小房间里，一边哭一边开始骂妹妹，大概是说：“你怎么敢拍露出头发的照片？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到18岁，你怎么敢拍这么风骚的照片？万一这些照片泄露出去，你以后还要怎么嫁人？你的一辈子都会完蛋的！”

我在一旁听着，心里很不舒服。我走到妈妈跟前，把刚刚拍的照片全部选中，一键删除，希望她不要再骂妹妹了。妈妈深吸了几口气，转过头来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提出要拍照的，是她自己不检点。随后，她又回头骂起了妹妹。

我杵在那里，左右为难，只好假装去客厅喝水。姐姐拉赫曼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我进来，她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我们并肩坐着，她低声跟我说，她从小就喜欢画画，但自打记事起，就没有人问过她喜欢什么，长大后想做什么。她更重要的任务是尽早学会做饭、帮妈妈分担家务、照顾妹妹。她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沉默了一会儿后，拉赫曼望着窗外，回忆道：“你知道吗? 美军进入伊拉克后，巴格达经常可以听到爆炸声。那时我还很小，什么都不懂，我问爸爸那些声音是什么，爸爸告诉我是有人在过生日。”

这时，妈妈突然冲了进来，对着拉赫曼骂了起来，说她虽然戴了头巾，但穿的是无袖上衣，简直不知廉耻。拉赫曼才被骂了一分钟，眼眶就快兜不住眼泪了。

妈妈离开后，拉赫曼的眼泪就汹涌而出，她浑身颤抖，靠在我的肩膀上低声哭泣。直到我的肩膀被泪水浸湿，她的情绪才逐渐平复下来。

大概是为了缓和气氛，拉赫曼打开手机相册，找出了一组照片。照片上，她的社交媒体页面出现在罗马角斗场前、威尼斯水城边。

她骄傲地告诉我，艾哈迈德“带着她”去过很多地方。每到标志性景点，艾哈迈德就会打开两个妹妹的社交媒体页面，与景点合影。拉赫曼的手指缓缓划过照片，在每一张上都停留很久，像是在回味一场她自己的旅行。

傍晚的时候，妹妹巴图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下来。她到客厅戳了戳我说：“既然不能拍合照，那你能不能帮我的衣柜拍一张照片？”我说当然没问题。

巴图回到房间，花了两个多小时整理衣柜，她把最喜欢的浅色衣服都挂了起来，把不喜欢的深色衣服叠好，放在最下方，一双金色的休闲鞋和粉色的高跟鞋被摆在显眼的位置。最后，她在衣柜周围挂上了一圈星星点点的LED灯。

拍下这张照片时，我心里很难受。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却是他人生而被剥夺的。对于一个18岁女孩来说，爱美、渴望跟远道而来的朋友合影留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但就是这么卑微的愿望都无法实现。

我们只能通过这张衣柜的照片，去想象一个巴格达18岁女孩的青春容貌。可以想见，她这辈子大概率会是别人的女儿，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却唯独不是她自己。

女性，向前一步

那中东女性有可能突破这些困境吗？我想讲另外一个发生在伊拉克的小故事。

在伊拉克时，我的朋友穆罕默德邀请我去她们家吃晚饭。他的英语一般，每当想不起该讲哪个词时，他就会转头询问学英国文学的妹妹朵阿，朵阿会在穆罕默德的耳边轻声告诉他，随后穆罕默德会极为自信地说出那个词。

我试图和朵阿聊天，但她总是沉默不语，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家人和女性朋友之外的陌生人，不善言辞。直到告别，朵阿也没有对我说出一句话。

这样的例子在中东比比皆是。我发现，一个人的自信程度往往不是与能力成正比的。穆罕默德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和鼓励，也有更多锻炼的机会，所以哪怕他英语一般，也能自信表达。但是朵阿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她的主要任务是学会做饭和做家务、照料全家人的生活，没有人鼓励她表达自我，也没有人给她锻炼的机会。

我时常会想，倘若朵阿这样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能够不被性别偏见所限制，获得公平的机会和同等的鼓励，而非剥夺和打压，她们的人生一定会很不一样。

作为女性，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的只是一双把我们推向更大世界的手，以及背后无条件的支持、认可和鼓励。

在中东，我也遇到了一些有力量的女性，她们哪怕身处一个非常严苛的社会，自身的生活充满局限性和困境，但也会尝试去做一些反抗，比如拒绝做饭、不想穿罩袍、不想戴面纱、想出去工作等等。这种反抗未必是振臂一呼式的、激烈的、彻底的反抗，但这种生活层面和心灵层面的微小反抗同样有意义、有力量。

在沙特阿拉伯时，一开始出于对本地习俗的尊重，我出门会戴头巾甚至穿黑袍。但是，在首都利雅得，一位女性朋友建议我不要这么做。

她说，沙特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女性出门应该穿什么衣服，但那是一个熟人社会，她们的所有行为都在别人的监督之下，一旦想要与众不同，就意味着要和整个系统去对抗。但是，我作为外国游客，不穿罩袍没有任何成本，最多就是走在路上被不认识的人吹口哨。可是，我们外国女性游客不穿罩袍的行为，可以让本地人渐渐适应街上有这样的女人，这对于改善沙特本地女性的生存状态是有利的。

我没有想到，我作为一个游客，竟然可以通过这么微小的行为去帮助到本地女性，松动那原本严苛的社会规则。和她交流完之后，我就不穿黑袍了。她让我意识到，作为女性旅行者，我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改变的力量。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些保守地区，我的女性沙发主对我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

我作为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她们眼前，让她们真实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过一种被禁锢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当你相信你可以做到，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后，你或许就真的可以做到。

我刚刚讲到的这些故事都被写进了我的新书《看不见的中东》里。通过这本书，我希望呈现一个不同于新闻的，更鲜活、更具体、更生动的中东。

在中东，我发现，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一个个具体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也和我们一样有各种困扰和烦恼。他们虽然改变不了宏观局势，但也会尝试敲开命运的砖墙，在缝隙处寻找呼吸的空间。

当我们面对一个看上去不可撼动的现状时，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个具体的人，看到他们试着冲破束缚和枷锁、坚持自己，我们可能会获得力量，明白人虽然是渺小的，但人并非什么都做不了。

最后我想用一张底格里斯河的日落作为结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