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典型报道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学范畴中一道绚丽而独特的“风景线”，在我国革命、改革、建设等不同阶段承担着特定的历史角色和社会功能。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典型报道走过的风雨历程，展望典型报道未来的前途命运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意义重大。本文着重从话语变迁的角度切入，窥探了典型报道在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所呈现出话语变迁的历史轨迹，从中归纳出改革开放以来典型报道话语较之以前明显表现出逐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淡化政治说教色彩、回归人性和理性等变迁趋势。最后把视野转向当下试图在梳理近八十年来话语变迁的轨迹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以便与时俱进地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真实的、科学的、大众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关键词：典型报道、话语变迁、当代反思、中国特色新闻学
前言
典型报道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范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新闻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一抹独树一帜的亮丽景观，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自成形以来便身担政治使命的报道样式之所以能在华夏大地上深深扎根，主要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执政党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该报道形式“鲜明而集中地代表着中国新闻实践的思维方式、逻辑基础、运作理念和历史传统，完全可以作为一窥中国新闻理论核心问题的切入口”[1]那么，究竟何为典型报道？甘惜分老先生在《新闻学大词典》里作出以下界定：典型报道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在中国，它是一种用来引导舆论、指导工作、催人奋进的报道形式，包括对人物、事件、经验和问题的报道。[2]由此观之，典型报道主要是通过对一个时期内具有高度示范性、指导性和代表性的榜样进行集中且深入的报道，树立起引领时代精神的典型标杆，号召广大群众见贤思齐，从而实现净化社会风气、维护治安稳定、构建和谐家园的美好愿景。
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话语方式，背后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议程设置及其主流价值体系的舆论引导功能，这与以党同伐异、精英立场、追逐反常信息、追求经济效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的西方媒体所呈现的话语体系截然不同。必须予以强调的是典型报道若想持续健康发展，需从话语变迁的历史纬度对其进行深入地梳理与反思，从中汲取成功的养分和失败的教训，以便与时俱进地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真实的、科学的、大众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在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看来“话语即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3]由此观之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巧妙地运用典型引路的手段去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当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工作重心的转移，树立典型的目的和标准也随之改变，典型报道的话语体系亦随之变迁。
一、延安整风时期：“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初现雏形
其实，早在清末民初就已隐约可见典型报道的点滴印记，那些只言片语的报道还未成气候，直至历史的长河流入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席卷开来，新闻界也随之响应进行改革，由此才初现政治目的性极强的“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1942年延安展开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同年3月16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3月31日，毛泽东同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同志号召各方人士共计70余人来开座谈会为《解放日报》改版征求意见。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利用《解放日报》应该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4]上述领导人的话语一定程度上为“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的大规模出现奠定了前提和基础。毛泽东虽未明确定义典型报道这种政治宣传色彩浓厚的报道形式，但他早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就点明：“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传播...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可见善抓典型以动员群众、指导工作是毛泽东善用且惯用的宣传手段。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人对《解放日报》改版予以高度重视，目的之一便是以《解放日报》作为树立典型、呈现“典型引路”指导工作话语体系的强势阵地。
同年4月1日，《解放日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极具创新与胆识的改版实践，此次改版摒弃了一味效仿《真理报》面向世界办报的不切实际的保守做派，转而走上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康庄大道。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经济严重困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党中央为组织和引导军民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中，极力号召记者们走向群众，寻访楷模。自此，一个又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典型人物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典型人物便是被冠以“模范劳动英雄”称号的吴满有。1942年4月30日，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解放日报》把一位普通的农民耕地种田多的事迹刊登在头版头条如此显著的位置上，这在我国的报刊史上可谓破天荒之现象，由此也拉开了我国典型报道的盛大序幕。此后该报不断推出一系列关于吴满有政治觉悟高、劳动经验足等诸如此类的消息、社论、通讯。记者莫艾还发表了《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的文章，其中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是为公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很不是一件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村中访寻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5]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背后所蕴含“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价值归宿。
随后，工业上耳熟能详的典型赵占魁“中国式斯达汉诺夫”地位的确立，启发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的一个电话：“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6]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由穆青和张铁夫所写的典型人物通讯《人们都在谈论着赵占魁》，称赞他为中国吃苦耐劳的产业工人典型。之后该报又对这位工业上的典型人物进行更为详尽的报道，随即赵占魁同志艰苦朴素、踏实肯干的工人形象便跃然纸上。此外，在毛泽东定制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的指导下，《解放日报》配合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表了宣传大生产运动中大量反映工农生活的典型模范事迹。据不完全统计，仅 1943 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出现的模范人物多达 600 名以上。[7]在一个又一个典型模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边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广泛调动了起来，根据地经济封锁的难关也有明显的化解之势。另外，《解放日报》还刊登了大量反映根据地军民 誓死抵抗日军扫荡，现场感极强的通讯。
由此观之，在大生产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农业劳模、工人典范以及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战斗英雄都是该时期“典型引路”的主体，这些典型人物的推出直接为当时工作任务和政治方针服务。“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在延安整风时期得到了强大行政力量的支持，这一点从以上所述的毛泽东以及中央领导人对于典型报道的相关话语可得印证。此外，从该时期典型报道数量、类型以及塑造典型人物强烈的目的性和指导性上来看“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正是于延安整风时期初现雏形。
二、解放初期：扭曲事实塑造“高大全”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逐步扩散
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延续了革命战争时代的新闻之体管理模式，强调用思想、政治、群众运动、牺牲精神来改造世界，要求报纸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8]这一时期新中国实施了规模宏大的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开展了“三反”“五反”、进行了英勇的抗美援朝运动、推进了土地改革和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定了三个五年计划。在此时代背景下，运动典型人物群体比 20 世纪 40 年代丰富，但还是局限在单一领域，被塑造出“高大全”的特征。 [9]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表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运行...凡典型性的都应公开报道。”[10]1954年在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起草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也提出：“报纸应该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注意宣传推广生产中的先进典型和重要成就。”[11]该时期典型报道以追求正面典型为主“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制邪气。”[12]在上述领导人对于塑造典型尤其是正面典型的相关话语指示下，媒体积极配合中央宣传政策需要推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典型个人、集体、事迹，以此激发人们克服困难、鼓足干劲、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随即掀起典型报道的一个高潮。
正是由于1956年以前典型报道的繁荣发展和成功实践，使人们在此后不久的数次政治运动中，忘记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超过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逐渐萌生了“典型崇拜”“典型报道万能论”的思想。[13]此外，随着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我国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但是“左”的思想泛滥开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等运动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还给新闻界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得夸张、失实的“卫星典型”接连出现，典型人物报道也因此走入了误区，塑造“高大全”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正逐步扩散开来。
该时期媒体塑造出人们熟记于心的典型人物主要有种棉模范吴吉昌、工业战线上的铁人王进喜、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等等，其中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可谓是我国典型人物中经久不衰的榜样。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相当之多的典型人物，雷锋算是当中极具生命力的精神楷模。1963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文中写道：“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坚定地树立了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伟大理想。在日常生活中，他一直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听党的话，他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他英勇顽强而又艰苦朴素”[14]从以上典型报道所呈现的话语可见雷锋无论是在政治觉悟、思想觉悟还是人品道德等各个方面都堪称相当完美，毫无缺陷。
此后，“发扬雷锋精神”成为一个不断被丰富、被强调的主题。雷锋先后得到中国三代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题词：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邓小平提出“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江泽民提出“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15]在几代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之下“雷锋精神”成了一种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受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学习与尊崇。总体而言“雷锋道德正在成为一个符号、固定词语与国家伦理的一部分。”[16]
不可否认，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话语环境下，典型报道对雷锋形象的呈现进行了“合理”修饰。细心的人们在雷锋的照片中会发现雷锋带着的一块英伦手表，在雷锋的遗物中也发现了他的毛夹克和毛料裤子，然而这些细节在当时力求塑造“高大全”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下被刻意地隐藏了起来，降低了对新闻纪实性的要求。在那样一个泛政治主义现象盛行的时代，社会需要塑造一个无私奉献、放弃个人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螺丝钉”来净化人心和社会风气。此外，该时期震撼心灵的人物通讯《马克洛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也曾引起学术界对“合理想象”话语方式的强烈争论。
这些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事迹着实令人敬佩，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但是该时期所塑造出的典型人物可谓是360度全景无缺点的神人，他们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无论是在政治觉悟方面还是思想道德方面都堪称完美，典型报道呈现人物的话语方式也极力追逐尽善尽美、一好百好。当时塑造的“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在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政治觉悟高的贤式典型”[17]该时典型报道所呈现出不接地气、扭曲事实甚至以降新闻真实性标准为代价极力呈现“高大全”话语的做法与当时政治气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在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范式中，不可脱离政治环境单纯地批判当时一味追求“圣人”乃至“神人”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事实为政治服务”畸形极端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肆虐蔓延
“文化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后期） 期间“神化”“虚假化”“政治化”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走向极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年内乱里，在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新闻媒体实际上被林彪、“四人帮”所操纵，逐渐沦为他们摇旗呐喊、篡党夺权的政治工具。那些“阴谋家”们颠倒事实和新闻的关系，信奉那套“事实为政治服务”、“没有的可加上去”、“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等腐朽落后的新闻理论，践踏了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时，为了煽动极左思潮，推动“斗、批、改”的深入开展，林彪和“四人帮”极力塑造了一批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决进行阶级斗争、反修正主义潮流的典型人物，“事实为政治服务”极端畸形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随之肆虐蔓延。
文革期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实际上被“上纲上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路线所取代。把鸡毛蒜皮的问题上升到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来，把个人问题拔高到阶级斗争或者是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成为文革期间话语方式和认知理念的集中体现。借助行政或党的命令，大量跟进性报道，制造传播效果扩散或者借此发起政治运动，典型报道就从新闻的范畴演变成政治动员的工具。[18]而当政治力量畸形极端介入到典型报道当中，就导致典型报道话语体系的性质随之发生变化。
1973年底“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发现了一个小学生表达对自己老师不满的日记，他们对那个小孩子说：“你反映问题不是你和老师之间的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19]12月12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加之为政治服务的长篇编者按语跃然于《北京日报》之上，编者按写道：“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修正主义的毒瘤远不止于此。”[20]随后在姚文元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文章。黄帅同学也因此一跃成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典型“英雄”，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生中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浪潮。直到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一文一针见血地戳破当时“事实为政治服务”话语体系背后的阴谋。文中写到：“最近，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位小学生的全部日记，并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21]可见，此次事件正是“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呈现“事实为政治服务”的极端畸形典型报道话语为阴谋家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大造舆论的典型例证。
四、改革开放初：突破“禁区”渐趋多元化、人性化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彰显新气象
1976 年10月6日，罪孽深重的阴谋家“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这意味着“文革”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为政治服务极端畸形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就此走向终结。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不难发现，伟大的抉择总是出现于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间节点上。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22]当时为了尽快纠正错误路线、尽快该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尽快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而将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新探索。
改革开放初（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冲击了长期极“左”路线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这一时期，对典型人物的选择突破了过去以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为主体的单一格局，转而向更加广阔的领域拓展，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随之呈现出突破“禁区”渐趋多元化的崭新气象。
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使得在文革期间“凋零”暗淡的科技和教育领域重新迎来了春天。天才数学家陈景润、两弹元勋邓稼先、为光电事业献身的蒋筑英等一系列知识分子典型被塑造出来，由此激发了全国人民积极追逐科学技术的炽热之心，“向科学进军”也随之成为当时最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工作重心从政治活动向经济建设转移，新闻媒体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推出一批在经济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头羊”。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社员们打破常规，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地、悄悄地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使得当年的粮食产量获得大丰收。“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有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顷，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震惊四邻。”[23]在深入调研之后，一批主流媒体积极而谨慎地把小岗村的典型经验逐渐推向了全国。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各级新闻单位逐步介入讨论、介绍、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典型经验浪潮中，“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的愿望。要稳定，就要解决不利于稳定的问题，在责任制建立初期，由于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其性质认识不清，领导不力等问题...今天本报发表了莒县、兰溪、彭泽三个县从不同方面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做法，可资各地借鉴。”[24]随着该制度推广各地媒体相继推出一批以陈志雄为代表的典型专业户们，从而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纵深发展。1984年，媒体为了配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需要，审时度势地推出如马胜利、年广九、鲁冠球、关广梅等一大批冲在改革前列、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客观起到了解放思想、摆脱旧观念束缚、树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之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个人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随之涌入，再加之一些人片面理解了邓小平所言“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的话语，致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共产主义理想道德遭受到无情地贬低和嘲笑。面对这种不正风气邓小平强烈反对精神污染、反对把精神作品商品化的倾向，他指出：“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一项经常性、基本性任务。”[25]当时党中央急需宣扬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想，媒体为配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推出了诸如中国女排、朱伯儒、赵春娥、张海迪等充满正能量的多元典型人物来振奋、净化人们的精神家园，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日渐多元化。
该时期典型报道的话语不仅呈现出日渐多元化的特征，而且还突出了人性化的特点。所谓人性化是指这一时间段塑造的典型人物逐步褪去一味追逐“高大全”“一好百好”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转而开始呈现出可亲、可敬、可感、可学，更接地气、更“人性化”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邓小平曾指出：“宣传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及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26]在中央领导人的指导下，曾经极力造神、不接地气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逐渐回归人性，渐趋人性化。
当时由中国青年报记者郭梅尼所写道典型人物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并没有把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神化”，而是真实地描写了这位残疾姑娘坎坷复杂的心路历程，可见该时期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开始摆脱“文革时期”事实为政治服务极端畸形的僵化状态，逐渐显现出多元化、人性化的勃勃生机。
五、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贴近生活”更有“温度”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日渐完善
进入新世纪以来（2000至今年）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呈现出日渐多元化的态势，受众的自我意识显得更加强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以后确定了新闻宣传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工作原则“。“三贴近”原则的提出对典型报道影响深远而重大，一方面，它从观念上强化了事实求是、以人文本“典型观”的要求，尊重了群众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也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典型报道提出了具体要求，既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又要注意报道的方式方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27]
在“三贴近”方针的指导下，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呈现出更加接地气、更生活化的气息。该时期，媒体将目光向下给予身边的普通百姓更多的关注，他们并不是在某一重大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伟人”，而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默默付出发光发热的“你我他”，这种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付出与坚守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崇高的道德力量，并且能够产生极强的感染力。比如2005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王顺友就是一位日复一日跋涉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群山深处的普通乡邮员。20年来王顺友已经在深山里独行跋涉了53万里，相当于走了21趟长征，他用生命来维系着马班邮路。2005年6月2日刊发由新华社记者张严平所写的典型人物通讯《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很快将这位翻越高山的信使在平凡岗位中彰显不平凡的感人事迹推向高潮，征服了亿万中国人。其中一位读者托人捎来两句话：“读了‘索玛花’我流泪了。这是一篇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好文章！”[28]此外，一些媒体专门开辟专栏挖掘平凡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寻找老百姓身边的典型事迹，比如《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打出的标版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还有像《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也更多体现出贴近了生活，关注和接近个人的话语。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定位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29]那么究竟如何交出满意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这恰好也给作为作为新闻舆论工作重要关口的典型报道指明了新方向。在此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逐渐呈现出更“有温度”的特点。所谓“有温度”就是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感动着人民的感动。[30]“有温度”的典型报道展现的是一种更有人情味、传递百姓情怀的话语方式。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贴近生活”更有“温度”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正日渐完善。
结语
通过梳理近八十年来我国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变迁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典型报道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总体而言，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改革开放之后典型报道话语变迁的轨迹较之以前呈现出逐渐淡化政治说教色彩、逐渐回归人性和理性、逐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这三个鲜明的变迁趋势。当然回首过去的出发点是以史为鉴，而后更有底气地立足当下，更有自信地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添砖加瓦。那么，究竟如何构建新时代符合时代特征的、科学的、大众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笔者认为：首先、扭转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理念：构建群众喜闻乐见的平民化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其次、遵循实事求是的新闻传播规律：构建受众易于接受的真实化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再次、发挥融媒体时代的互动平台优势：构建用户可感可学的个性化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以上是笔者基于回望典型报道的“来时路”而提出的若干反思与思考，希望对典型报道未来的发展之路有所裨益。
注释：
[1] 王辰瑶.意义的困惑——从典型报道看最近30年新闻理论的艰难探索[J].国际新闻界,2009(09).
[2] 甘惜分.《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3]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 页.
[4]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5] 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6] 高长久.《回忆陕北职工运动》.《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编选（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页.
[7]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7页.
[8] 丁迈.《典型报道的受众心理实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9] 朱清河.林燕.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迁延与发展逻辑[J].当代传播.2011(04):104-107.
[10]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11]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2] 毛泽东.《毛泽东文选》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13] 朱清河.《典型报道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
[14]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人民日报.1963年2月7日.
[15] 胡世宗、陈广生.《雷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16] 师永刚、刘琼雄.《雷锋》.三联书店.2006年版.地11页.
[17] 陈力丹.《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J].新闻学刊.1988（4）
[18] 王润泽.中国典型报道的生产机制和内在规律[J].新闻爱好者.2017(07):19-21.
[19] 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20]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3年.12月28日.
[21] 《《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人民日报.1978年5月21日.
[22]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18/c_1123872025.htm
[23] 《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人民日报.1994年3月4日.
[24] 《农村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日报.1984年4月4日.
[25] 邓小平.《邓小平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
[2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6页.
[27] 朱清河.《典型报道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28] 张严平.真实的才是具有震撼力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采访体会[J].新闻战线,2006(10):46-48.
[29]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