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当代中国女性权益发展史，就不能绕过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那场会议上，与会各国制订并签署“北京宣言暨行动纲领(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正式提出“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理念。
这次世妇会对女性来说是一次重要转折点，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为全球妇女权益保障提供了战略框架，也推动相关行动。比如，成立民间组织——郭建梅创办了“北京大学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冯媛等女记者在北京女记者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妇女检测传媒网络”。《中国妇女报》等有性别意识的报纸开始刊登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章以及各种女性话题讨论。
从2003年开始， 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多次提交为反对家庭暴力立法的建议，附上专家建议稿。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试点项目，比如深入社区调查家庭暴力现象、分析受害者需求、提供具体的法律建议，积累了大量家庭暴力的数据和案例，为立法提供科学依据。另外，媒体报道也持续推动立法议程，使反家庭暴力法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就是在这样公众意识不断提升、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反家庭暴力法被从民间推上国家议程，2015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时任儿基会驻华代表花楠称，这是一部对中国妇女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
2015年的“女权战春晚”也是空前的一次行动。人们通过微信群吐槽春晚各种歧视（包括性别歧视），发起万人签署行动，最后向广电总局寄送举报信，抗议春晚含有歧视性内容，并要求广电总局指令和监督中央电视台停止播放包含歧视性、侮辱性内容的春晚节目，停止对女性、肥胖者、南方人、单身者等群体的歧视与侮辱。
《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与“女权战春晚”事件，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进入公共话语场的爆破点。
耐人寻味的是，也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嗅觉灵敏的资本突然“觉醒”——它们从女性维权运动的声浪中，听到了金币碰撞的清脆回响。马云“得女性者得天下”的宣言，揭开了消费主义收编社会运动的序幕。完美日记的“中国女孩”营销、花西子的“东方美学”叙事，本质上都是将性别平等议题蒸馏为可量化的购买转化率。
2016年到2020年可谓是消费主义的顶峰阶段，年轻人被鼓励通过“买买买”实现“比别人更美好的生活”，“女神节”“女王节”等节日逐渐被包装为年轻女性的专属，却忽视了老年女性、农村女性等群体的需求；“独立女性”被消费主义包装成高消费形象——出入高档场所、手持奢侈品，而这样的叙事就是将“独立”等同于拥有物质，忽略了真正的自我成长和价值实现。
这种异化在鲍德里亚预言的“符号消费”中达到顶峰。当“独立女性”被简化为手持奢侈品、出入高档场所的视觉符号，当“穿衣自由”沦为比基尼安睡裤的促销话术，资本实际上构建了新型压迫：它一边解构传统性别枷锁，一边用更精致的消费符号重新禁锢女性。ABC卫生巾的两次翻车，正是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当企业把“经期自由”等同于产品剪裁的性感度，实则是将女性身体再度客体化为商业噱头。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认知维度的降级。李诞“躺赢职场”的荒谬话术，暴露的是商业话语对女性职业价值的消解；江小白文案中的“冒犯式幽默”，本质是父权制思维在流量焦虑下的借尸还魂。这些翻车事件与其说是偶然失误，不如说是商业系统性别无意识的病理显影——在算法驱动的流量争夺战中，陈旧性别观念披着“玩梗”“接地气”的外衣悄然复辟。
大概从2020年开始，品牌在女性营销翻车的新闻越来越多，这同样意味着新的反思在萌芽。女性主义觉醒，理性消费的呼声出现，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对抗消费主义的规训，重新定义自我价值和社会角色。
在近两年社交媒体的“妇女节宣言”中，女性强调“不需要被称作女神，只想作为劳动者拥有同工同酬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