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清末的“多事之春”，与她同庚的曹禺、钱锺书与费孝通，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跨进新世界的门槛，而她却成了旧时代的牺牲品——被裹挟进“人言可畏”的悲剧倏忽已九十载。在上海，阮玲玉存在过的痕迹已经屈指可数了，但城市与光影中还依稀留存着她的故事。
今日上海昆山花园路，据考证，当年阮玲玉与张达民在昆山花园约会，现在是一条小路，旁边是昆山公园。 摄影 孟慧忠
一代巨星生命终结之时的遗书，萦绕着虚构与杜撰的流言，而她的早年生活，也充满扑朔迷离和子虚乌有。1910年4月26日，阮用荣、何阿英之女凤根出生在上海虹口东余杭路附近的朱家木桥祥安里（这个地名现在已经消失了）；1915年阮用荣病故，何氏做佣工；这个次年开始随母在张府劳作的女儿，1917年始读书，学名阮玉英，1918年至1924年在崇德女中（今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高中部前身）读书，1925年辍学——15岁的阮玉英与比她大三岁的张达民经常在虹口昆山公园约会，后同居；次年阮家母女与张达民迁居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鸿庆坊——鸿庆坊亦无考，疑为今之余庆坊，亦是影星胡蝶旧居之所在。
1908年由西班牙人安东尼奥·雷玛斯在海宁路乍浦路路口开设的虹口活动影戏园，成为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至1925年，全市15家影院中虹口就占7家，乍浦路、北四川路、海宁路成为上海最早的影院集结地，一时间“过河看影戏”就是沪上时髦；电影界的演员、新剧界的戏剧人、戏曲界的伶人、文学界的作家，也大都喜欢住在虹口——无论从黄浦江还是苏州河的流向而言，虹口都在上海“左岸”，在上海的历史文脉中传递着文艺的温度。
四川北路今日街景 摄影 孟慧忠
上海影业从虹口起步，出身于广东人集聚之虹口的阮家女儿，演艺事业也从这里开始——1926年，在张达民长兄、武侠片影星张慧冲的介绍下，她投考明星电影公司。面试时，导演卜万苍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他为这个初出茅庐的演员改名阮玲玉。
这一年，葛丽泰·嘉宝出演了自己在好莱坞的第一部作品《激流》，同样是在这一年，阮玲玉的处女作、根据文明戏《一缕麻》改编的《挂名夫妻》上映。从此时至1930年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之前，阮玲玉接演《血泪碑》《杨小真》《洛阳桥》《情欲宝鉴》《银幕之花》《珍珠冠》……以爱情婚姻屡遭不幸的少女或娇媚泼辣的风流女子形象连珠炮般扫射影坛，但多是烂片，加之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从天一公司挖来胡蝶，遂使她转投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生活上亦多次迁居，海宁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江湾路都留下过她的足迹，与张达民三次分居，更有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在福民医院救治之记录，从中亦可窥见阮玲玉早期变动不居的事业与生活。
1929年，她被黎民伟借去拍《故都春梦》，片成，大中华百合并入黎民伟、罗明佑等合作创立的联华影业公司——在明星和大中华百合的灰色时光远去了，作为巨星的阮玲玉正在冉冉升起。
联华影业公司原址（今香港路华德大楼） 摄影 孟慧忠
1930年上映的《恋爱与义务》中，时年21岁的阮玲玉一人分饰两角，青春靓丽；《一剪梅》中更留下了英姿飒爽的戎装形象，这部莎翁本土化爱情喜剧足以颠覆今日人们对阮玲玉的形象认知；《桃花泣血记》中桃花人生两相对照，少女的明媚笑颜、垂死时的苦颜，足见阮玲玉的表演功力；1933年的《小玩意》以制作“小玩意”回应大时代，阮玲玉所饰演的叶大嫂，举手投足间有天然妩媚流转之美；1934年2月1日，阮玲玉主演的《人生》在被称为“国片之宫”的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可惜片源已佚，今日无缘得见这部她与费穆合作的价值无量之作了——1935年5月，《风云儿女》在此首映；未及三个月，聂耳的追悼会亦在此举办——然而，这都是阮玲玉无法目睹的场景了。
位于北京东路780号的黄浦剧场，原名“金城大戏院”，始建于1933年，曾经号称“国片之宫”，《义勇军进行曲》在此首唱。 IC Photo 图
1934年12月公映的《神女》，最大看点就是阮玲玉：一个白天为“女神-母亲”、晚上为“神女-流莺”的女人的故事，成为阮玲玉大音希声般演技巅峰的背景——那个让张曼玉模仿多次仍不能传神的抽烟动作，既风骚又轻蔑；导演吴永刚用大量特写镜头捕捉她的万千风情，亦将影片浓重忧郁的主题从刻画阶级压迫上升为对命运的万般嗟叹。
一生出演的29部电影中，她的角色复杂多变，大家闺秀、教师、村姑、女工、妓女、乞丐、老太婆……这些角色，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被逼成疯，有的病死街头，成为各个阶层千百万女性的缩影，也让她最终成为一种想象的投射。
《联华画报》第5卷第7期曾载：“各导演言，演员拍戏时，重拍最少者，女为阮玲玉。阮玲玉拍戏极能领略到剧中人地位，临摇机以前，导演为之说一二句，即贯通理解。拍时，喜怒哀惧，自然流露；要哭，两泪即至；要笑，百媚俱生，甚有过于导演所期望水准之上者，此密斯阮之所以独异于人也。”这并非仅仅是联华在自家杂志上的自卖自夸，吴永刚亦认为阮玲玉是“感光极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么贴切，准确，恰如其分。”
20世纪30年代前期，看似“既生瑜何生亮”的胡蝶与阮玲玉，其实受众群体迥然不同——胡蝶扮演华丽富贵的角色惟妙惟肖，对于出演普通职业女性却很难胜任；而绝少演出广大观众青睐的武侠片的阮玲玉，知识界才是她的主要观众群——“如果胡蝶的观众是‘掌柜’们，阮玲玉的观众当是穷学生。”联华总经理罗明佑曾这样说。
1934年至1935年，电影只要打上“阮玲玉”三个字，就足以卖钱。但1933年稳坐“电影皇后”头把交椅的胡蝶都在《艺声》杂志言不能自择剧本、不能自选男主角，商业价值远不如胡蝶的阮玲玉的境遇也可想而知。不能自择影片，让她不仅在“国片复兴运动”中参演不少左翼电影，被目为“小资”代表的导演费穆也能与她多次合作；而她的遗作《国风》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宣传片——阮玲玉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生意人的精明头脑、对角色也不挑肥拣瘦，似乎只有《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是她罕见地自己主动请缨争取的——性格中的谦与顺，客观上拓宽了她的戏路，却在生活中让她难免受到命运的捉弄，于是才有了日后真实而非银幕上的大悲剧的开演。
太原路，据说是电影《恋爱与义务》的拍摄地。 摄影 孟慧忠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阮玲玉随黎民伟夫妇避难香港，4月带养女小玉返沪；在香港，她遇到了年长自己14岁的已婚广东同乡、茶叶富商唐季珊。
唐季珊是典型“白相人”，在遇到阮玲玉之前，他正在与另一位影星张织云同居。他知道阮玲玉喜欢跳舞，便不断邀请她到奢华舞场玩乐，挥金如土；而阮玲玉也希望借他作为联华董事的身份，提高自己在公司的地位。1932年的一个夏夜，田汉出席电影人聚会，阮玲玉、胡蝶、陈燕燕、徐来、黎明晖、王人美、袁美云、叶秋心等女星在花间林下留影，唐季珊衔雪茄远观；在现场，当田汉得知唐之为人，很诧异阮玲玉缘何委身于这种西门庆似的人物。
1932年的一个夏夜，上海电影人聚会，阮玲玉、胡蝶、陈燕燕、徐来、黎明晖、王人美、袁美云、叶秋心八位女星在花间林下留影。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1933年新春时，唐季珊已俨然阮家男主人；8月，阮玲玉母女及小玉住进了弃别张织云的唐季珊用10根金条买下的新闸路沁园邨三层洋房。
阮玲玉与上海有关的建筑和地理痕迹已然极为稀少，沁园邨是留痕最清晰的一处了。如今静安区新闸路1124弄沁园邨9号的阮玲玉故居，在邨口左边第二条弄堂内，虽历经修整，建筑格局和门窗与多年前并未有巨大改变。当年一楼是客厅、二楼为阮之卧室，三楼为母亲、小玉和佣人住所。早年上海民宅中，弄、里为石库门房子，坊、邨有独立的煤卫设施，算是过去时代的花园小区，但拥有呈“非”字形排列的56个楼房单元、主弄和支弄都十分宽敞的沁园邨，也只算中等偏上水平。
1934年，阮玲玉为《良友》第99期拍摄封面，也留下沁园邨的往昔景象：她倚在一楼小花园的方格玻璃窗门上，着绿色斜格子旗袍，向镜头巧笑倩兮。《联华画报》亦曾记载，照相、拍戏，阮玲玉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嫣然一笑，在人前的她，总是“笑嘻嘻的”，可是“除去照相拍戏之外很少见她笑的时候”。
在《桃花泣血记》和《一剪梅》中，都有阮玲玉被人拖拽的场景——她也在被生活拖拽。“pua高手”唐季珊不许阮玲玉参加社会活动，她一时疏忽去活动或赶戏而没告诉他，他便会冷漠待之：拍《香雪海》内景时，阮玲玉至午夜时分方返家，唐季珊拒绝开门，把衣着单薄的阮玲玉关在门外，任凭她哀求嚎哭两个小时，直至邻居、演员梁赛珍、梁赛珊姐妹从舞场回来，才扶她到自家安歇。而把阮玲玉视作钱袋和银行的张达民，不但依靠她的关系找到工作，还多次到片场吵闹。深深陷入与张、唐情感纠葛之中的阮玲玉，成为男人们的“小玩意”，而1932年嘉宝在《大饭店》中留下的“金句”却是“让我一个人呆着”。（I want to be alone.）
1933年4月9日，在福建福清担任税务所长的张达民返沪，发现人去楼空，遂找到唐阮两人交涉；讨价还价之后，签订《阮玲玉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规定由阮玲玉支付张达民生活费“每月多至100元为限，以两年为期”。
两年未到，阮玲玉已香消玉殒沁园邨。
阮玲玉的故居——沁园邨有一株腊梅探出墙来。 摄影 孟慧忠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和唐季珊到黎民伟家中赴宴，席间宾主尽欢；散席后，她吻别黎民伟之妻林楚楚和她的孩子黎铿与黎锡，之后去扬子饭店跳晚场舞会。这座建于1934年的饭店，丰富的纵向直线条装饰、逐层退缩的结构轮廓，颇具装饰艺术精髓，让它成为Art Deco的经典之作。阮玲玉经常出入这里，不仅因为饭店以弹簧舞厅风靡上海，也因为唐是饭店股东之一。
1935年春节始公映的《新女性》成为阮玲玉最后一个艺术高峰，亦是她陨落的开始。这部左翼导演蔡楚生的首作取材于另一左翼作家、明星艾霞的悲剧——她于1934年2月自杀，原因扑朔迷离。黎莉莉曾问及片中呈现被流氓校董和小报记者轮番迫害、中伤的知识女性韦明服安眠药自杀的场景时，阮玲玉心中在想些什么，她答：“很不幸，我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只是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我自杀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
韦明所重现的艾霞的悲剧刚在影片中结束，阮玲玉的悲剧又在现实中开演了——她似乎在表演自己不久的将来，连结局都如出一辙，戏如人生，大抵如此。1934年12月27日，唐季珊收到张达民的律师信，告阮玲玉“窃取财务、侵占衣饰，共值3000余元，并私刻张氏图章”；唐转而控告张“虚构事实，妨害名誉”。1935年1月10日法院开庭审理，阮玲玉称病拒绝出庭；胜诉后的张达民又追加唐与阮“妨害家庭，通奸重婚”的新罪名——她被卷入一场直接导致她毁灭的连环诉讼。同样与前夫对簿公堂的胡蝶，尚能在庭上慷慨激昂痛陈前夫恶行，而性格柔弱的阮玲玉，几次开庭均未现身，面对小报连篇累牍报道“三角恋爱”，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她却始终选择逃避，任凭脏水迎头泼来。
3月5日下午，阮玲玉曾找黎民伟请假：原定3月8日随《国风》剧组赴苏州补拍外景，但她接到法院通知必须在3月9日出庭，去了结这场轰动上海滩的讼案。此后《申报》记者曾写到讼案前阮玲玉买过大量安眠药，已引起联华同事警觉，可见自裁并非她的一时兴起。
扬子饭店是Art Deco的经典之作。 摄影 孟慧忠
两天之后的扬子饭店，她翩然起舞，作为生命中最后的狂欢。只是灯灭酒醒之后，佳人难留——返家途中，她又和唐季珊在车上发生激烈争执，据说换回一个耳光。回家后，她吞下大量安眠药。
为了不被人认出，后半夜唐季珊将她送到北四川路上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因无医生转送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附近邹岭文医生处，再送蒲石路（今长乐路）中西疗养院——路程辗转延误治疗，阮玲玉曾经苏醒过几次，到8日中午又奄奄一息，失去知觉，下午6点38分停止呼吸。
去世之前她未完成的遗作《国风》，可以说是阮玲玉现存作品中艺术水准最粗浅的一部，大力鼓吹1934年掀起的“新生活运动”，她在片中扮演封建卫道士一般的张兰，“阮玲玉扮过神女，扮过野草闲花，扮过新女性，还曾扮过尼姑……现在请再来看她在本片中扮演一个女圣人”。同时，媒体和银幕也曾让她不可避免地卷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洋杂居、新旧交杂的都市大潮中——翻开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杂志，读者会有身处21世纪的错觉：报道女性游泳、吸烟、健身，讨论妇女解放，展现女校长、女律师、女飞行员的酷炫人生……但那只是女性的“A面”。
在《国风》的“A面”，“不怕舆论逼迫，坚持寻求真理”的女圣人，在人生的“B面”，却不得不以死明志。
1935年阮玲玉出殡现场 资料图
“全国震惊”“举国悲悼”，3月9日清晨报纸以如此词语登载阮玲玉去世的消息后，一连几天，前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观瞻遗容者便川流不息；11日下午联华同仁公祭时更是人山人海，将一条长长的胶州路挤得水泄不通。“海内外之急电交驰，所致唁函哀悼之词，不可胜述，不可数计。市民观众也奔走相告，咨嗟叹惜，相率赴吊。”——“咨嗟叹惜”者中，又有多少没在街头巷尾议论过她的八卦新闻？
3月14日下午，黎民伟、孙瑜、费穆、吴永刚、蔡楚生、郑君里、金焰等12位知名电影人扶棺，阮玲玉被安葬在闸北的联义山庄。“阮玲玉自杀了！《静夜》应该成为纪念她的曲子。”聂耳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然而她的离去并未带来夜的寂静，反而掀起更大的舆论浪潮。
一代巨星骤然仙逝后，唐季珊拿出两封遗书，于4月1日的《联华画报》发表，一封告社会书，谴责张达民无理纠缠，结尾连书两遍“人言可畏”，让鲁迅有感而发写下《论“人言可畏”》的名篇；另一封写给唐季珊，言“我很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苦”——阮玲玉读书不多，不工文墨，遗书却很通达流畅且处处维护唐季珊，显得十分可疑。4月26日，《思明商学报》则刊登另一版本的两封遗书，文字不甚流畅又涂改多处，同样一封写给张达民：“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另一封揭露唐季珊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没有你迷恋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XX”即梁赛珍，也即唐指使伪造遗书的梁赛珊之姊。
“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时，易为错觉支配。”张织云在被采访时这样回应。早在加入联华前，阮玲玉便因情感问题服药自杀未遂，而同样“人言可畏”的好莱坞，嘉宝选择转头离开，在纽约市区买公寓独自生活，留给世人一个决绝而冷艳的背影。1927年阮的偶像伊莎多拉·邓肯的去世对她产生了消极影响；拍摄《故都春梦》期间，好友骆慧珠服毒自杀，对她刺激极大……
脆弱苍白的精神世界之外，事业瓶颈的阴影已经开始显现：1932年元旦开业的国泰大戏院专映美国有声电影，上海影坛上，胡蝶以比较标准的国语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5年周璇已进入影坛，她的金嗓子和《马路天使》即将风靡全国……而阮玲玉，据说她自杀前夜还问过一个问题：“我的国语说得怎么样？”——她唯一留存至今的声音是《野草闲花》中与金焰合唱的《寻兄词》，由百代唱片公司灌录成蜡盘唱片，配合放映现场播放，听来国语水平十分有限，未来也颇难挺过有声片时代……
淮海中路上建于1930年的近百岁老牌影院前身是国泰大戏院，曾是上海装潢富丽堂皇、音响效果最佳的电影院。 IC Photo 图
摆脱不了困境的阮玲玉，死后也还在被消费。万国殡仪馆规定吊丧者必须身佩小黄花，每朵售价一元；南京路上大陆商场举办“阮女士遗影展览”；杭州冠生园梅林套用《香雪海》做软广：“物在人亡，冠生园梅林正欣欣向荣，陈皮梅源源出货，而阮女士则香消玉殒，与世长别。吾人食冠生园陈皮梅时，阮女士之玉影，每萦回于吾人之脑海中。”似乎女性永远摆脱不了“被看”的对象位置，而这种被看，也无非昭示社会欲望化的标签。正如鲁迅所形容的，“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她的一生是一页挣扎向上的史册。黑暗的社会终于笼罩了她的生命之书，使她在摸索中感到孤凄和失望。她没有再奋斗的勇气了。”孙瑜这样评论阮玲玉之死。罗明佑则认为，“阮适于妇女节自杀，绝非一般自杀可比，实为妇女解放及社会正义而呼喊”。电影界同仁高调评价阮玲玉，说她是为妇女解放而毅然献身的新女性；而阮之自裁，本来只是追求个人生活的正义——她的遗书只有对渣男的指责和不堪舆论压力的哀叹，而经过知识界的言说与传播，则成为社会层面所期望达到的正义——那种“想象的投射”。
在电影里，她是新女性，为摆脱命运振臂高呼“读书之目的在做人”，讨论的是“服务国家、造福人群”，而非“做小姐，当花瓶，甘当社会的寄生虫”，而在现实中，她却沦为男人的争夺品，失去为自己发声的能力。大众迷恋银幕上的摩登女郎，但明星本人却必须是“纯洁”“贤妻良母”式的——八卦小报对她的私生活进行凶猛攻击之所以有市场，很大程度上因她早期扮演了许多娇媚泼辣的风流女子；而左翼文艺界将她塑造成新女性的典范，主要则依据后期她在银幕上创造的一系列“新形象”——更为“拧巴”的是，一方面外界将她描绘成遭受封建余毒摧残的苦难女性，一方面又把她塑造成代表职业女性的天才艺术家，而除了几纸遗书、零星资料与寻之不遇的地理留痕，阮玲玉本人已经被湮没在如黄浦江一样涌动的历史潮流之下。
《民报》指：“这次，阮玲玉女士的死，不是自杀，分明是被杀的！”可以说，被凝结成女性话语中的反抗旗帜、民族话语中的象征符号与消费文化下欲望投射的“阮玲玉”，所经历的是一场“盛大谋杀”。
阮玲玉之死也是彼时社会矛盾与精神危机的信号。“神女陨落”之后，“标准美人”徐来深受刺激，1935年在事业攀升期宣告息影，后嫁唐生明。张达民穷困潦倒，36岁在香港因肺病而亡，唐季珊后至台湾，亦潦倒而死；何阿英1962年病逝于上海。而那个在银幕上四次饰演阮玲玉之子（《人生》《归来》《香雪海》《神女》）、自杀前吻别过的小男孩黎铿，20世纪60年代自杀身亡。
昆山公园内的皂荚树 摄影 孟慧忠
寻阮玲玉不遇，只有昆山公园的皂荚古树，也许还会记得阮玉英的身影；沁园邨故居如今仍为民居，访客通常探而不得入，只有与后门相对的住家栽种的一枝腊梅出墙而来，带给来访者往日的馨香，聊作慰藉。甚至联义山庄墓地在“文革”中也遭破坏而尸骨无存；2000年前后，其墓迁至青浦福寿园，墓上汉白玉阮玲玉雕像仿佛安睡，意即“神女陨落”——只有扬子饭店，日后由姚莉在此唱红《玫瑰玫瑰我爱你》；历经九十载沧桑的它，始终与沐恩堂相伴相依。
在《人生》中，阮玲玉扮演“路柳墙花”，从少女演到老妪，这是她最满意之作。生于春、逝于春的阮凤根，若再有人生，也许不再依附、不再寄托，才有可能成为一位真正的新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