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者在青海省贵德县文化馆的一堆看似不起眼的杂物中，发现了一块斑驳的铜片，不曾想，这竟是一件有着传奇故事的珍贵文物。
铜片只有一把尺子大小，上面刻着：“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的文字，彰显着至高的权威。原来，这是明王朝的金牌信符。它的基本使用方法和虎符相同，但不能用来调兵，而是明朝皇帝和游牧部落以茶换马的重要信物。
在明代，茶马互市竟然要通过金牌作为信物才能进行，足见明王朝对这项交易的重视程度。
那么，这块金牌信符到底有何来历？它如何使用？体现了明朝怎样的政策？
▲明代金牌信符。铜鎏金材质，长23.5厘米，厚0.8厘米，重870克。现藏于贵德县博物馆。（图片来源：青海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一）
金牌里面藏秘密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等人奉朱元璋之命前往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等地卫所，动员当地百姓向朝廷进献马匹，并许诺以茶叶为酬。
而聂等人召见了必里等部落的民众，宣传了朝廷的旨意，最终获得了10340匹骏马，朝廷也依诺赏赐了献马部众30万余斤茶叶。
▲《天工开物》中的川滇载运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人文地理）
此次在河湟地区征马的成功，让朱元璋十分满意。但此后有个别官员假借皇命，骗征马匹，为此，明王朝开始实施金牌纳马制。
金牌分为阳文牌和阴文牌，阳文牌藏于明内府，阴文牌给诸番。
进行茶马贸易时，以内府阳文牌与番民的阴文牌勘合验证无误，才可交易。
金牌本是用于调兵的信符，茶马贸易要用金牌，足见明王朝对它的重视程度，像对待军权一样，由皇权直接控制。
明朝初立之际，在边疆与元残余势力冲突不断，战马作为军事战略资源尤为重要。西部以其丰富的马资源，成为明王朝解决战马短缺问题的重要依托。
当时，朱元璋敕令打造了41面金牌信符，其中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共有金牌信符二十一面，前文所述贵德县发现的信符便是其中的一面。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八月，西番思挺日等部族向朝廷归顺，进献了130匹马。朝廷给予了他们金牌信符，并赏赐华美衣服。
▲茶马古道雕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金牌信符的颁发使“以马代赋”的制度更加完善，有效制约了官员和地方茶马走私的情况。后来由于茶马比价悬殊等原因，金牌信符也逐渐失去了作用。
（二）
茶马交易成胜景
“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这是在藏族聚居区广为流传的一句茶谚。其汉语意思是：“茶如血！茶如肉！茶如生命！”体现出藏族民众对饮茶的珍视。
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居民饮食结构偏重牛羊肉和乳制品。当地果蔬稀缺，加之肉奶等高脂高蛋白食物消化负担重，易引发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茶叶以其独特的抗炎、抗菌等保健功能，成为藏族民众补充维生素、调和油腻的不可或缺之物，进而催生了市场对茶叶的旺盛需求。
▲嫩绿的茶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明王朝发现当地民众“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便承袭了唐宋茶马贸易的传统，并寄予更多的政治职能，颁发了一系列律令保障茶马贸易的有序进行。
如明朝政府继承了宋代的“榷茶”。“榷”是独木桥的意思，“榷茶”即指茶叶的专营专卖。政府于茶叶产区特设茶课司，负责统一收购茶叶。
北宋熙宁年间，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在四川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的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明王朝同样延续了这一做法。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王朝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立了第一个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保证茶马互市的实施。
▲四川名山茶马司遗址。（图片来源：中新网）
当时，商人贩茶必须持有“茶引”。“茶引”相当于政府颁发的茶叶贩运许可证。茶商要获得“茶引”，就需要向朝廷缴纳税款，即“纳钱请引”。“茶引”一道，需纳钱一千余文，一引可购茶100斤。
《大明律》更是明确了茶叶由国家专卖，对茶叶贸易管制更严厉，但也使茶马贸易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此外，明王朝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逐步建立起诸如批验、茶仓、茶运所等一套专门执行茶马贸易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职责明确，确保以茶易马活动的正常运转。
可以看出，茶马互市在明朝快速发展，除了经济上互补的需要，更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推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茶马互市兴起之时作为民间“自由贸易”的特质，推动了茶马互市在明朝达到巅峰。
▲云南普洱，那柯里镇的茶马古道遗址吸引游客。（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茶叶贸易的兴起，明太祖朱元璋还推行了“茶叶改革”。他下令废除团茶，并改变制茶方式，把“忙活一小时，喝茶一分钟”的复杂程序简化，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也能享受饮茶之趣，进而也使茶饮文化走进大众、深入大众。
（三）
茶道兴盛余香远
“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这是明代文学家汤显祖《茶马》中的诗句，可见明朝茶马贸易的兴旺繁荣。
明朝时期，政府不仅设立众多茶马驿站，还开辟了龙安、松成、西宁等茶马贸易路线。随着滇藏茶马古道贸易的日益繁荣，政府和民间纷纷修路，交通状况得以显著改善，也促进了各地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
▲茶马古道川藏线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人文地理）
为满足现实需要，众多充当翻译与中介角色的“通事”与“牙人”出现了，有效缓解了以往族际间沟通障碍与交往不畅的困境。
汉族商贾与少数民族商人双向流动与民族混居现象屡见不鲜，进一步催生了族际通婚现象。
交通便利与语言互通不仅巩固了茶叶与马匹作为核心交易品的地位，更促使中原的谷物、铁具、纸墨、典籍、医药、乐器等多种商品源源不断涌入青藏高原。同时，高原上的毛皮、皮革、虫草等特产也涌入中原腹地。
这个交易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双方的经济生活，也促进了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交融。
在康定、巴塘、甘孜、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道观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这就是文化互鉴融通的见证。
可以说，茶马贸易促进了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相依、血缘相融、文化相通，对维护大一统、增强民族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