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信息传播的介质。信息的传播经历了从口耳相传的有声语言到基于文字及印刷技术的文字语言，再到电子时代的视听语言。传统媒体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广播电视，都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即一定的语言形式在特定的媒介下进行传播，带有特定的媒介特色，不同媒介之间极少甚至不能进行语言的传播转换。①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打破，为各种媒介语言的互动提供了可能，各媒介语言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同媒介之间语言的相互转换日益增加。网络语言与广播电视语言作为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媒介语言，无论是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还是作为一对互动关系中的双方，都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一、关于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在语言互动方面的研究背景

（一）相关概念。媒体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在1978年提出，最初指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逐渐融合的趋势。②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科技发展对新闻媒体的影响，他们认为媒体形态的融合（theconvergenceofmodes）正在消融各种媒介之间的边界，而所谓融合即是指多种媒体的合作以及受众在不同媒体之间的迁徙。③2003年，美国学者里奇•戈登（RichGordon）根据美国传媒界的现状将融合具体分为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新闻叙事形式融合六大类别。④媒体融合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狭义层面是指多种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广义层面则范围很大，指一切与媒介相关要素的结合、汇集和融合。⑤而我们所探讨的是狭义层面上不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内容的融合。广播电视语言和网络语言同属媒体语言。于根元在《关于媒体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一书中指出,媒体语言的概念和对其研究是在网络语言出现之后正式提出的。⑥唐余俊将广播语言定义为广播节目内容所使用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要素，另有与之相关的修辞（或称“语用”）及文字（见于广播稿）等，还应包括音响等相关因素。⑦广义的广播的概念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一定范围播送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媒介，包括我们所说的广播和电视。⑧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全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用语差异较大的变体，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并由此推动了对其他媒体语言的研究。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在互联网中进行交际的语言，包括在网络环境下产生的、不符合日常用语习惯的语言（如“喜大普奔”“蓝瘦香菇”），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在互联网传播中发生语义变化的语言（如“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真香”）。广义的网络语言指一切与互联网相关的语言，并包括因互联网而产生的对新现象的命名（如“黑客”“楼主”）。对其他媒体语言产生显著影响并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的，主要是指狭义的网络语言。（二）社会背景。媒体融合不仅是学术热点，而且是在国家、社会层面上的一项全局性部署及规划。自2014年起，就多次强调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性。2019年1月2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媒体融合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充分整合，信息可同时通过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方式进行传播。互联网环境催生了以融合为主要特色的新媒体，它与传统媒体紧密联系、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如得益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广播，它与传统电台相比拥有更加广泛的受众，网络语言与广播语言在此走向融合。此外，互联网技术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2月28日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人，其中手机网民8.17亿人，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59.6%，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67.8%，⑨这部分人群思维活跃，接受信息能力强，极大地促进了网络语言在各个领域的传播与流行。

二、广电媒体与网络媒体语言互动的研究现状

（一）焦点问题。网络语言与广播电视语言的互动始于网络诞生之初，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加，相关研究也随之增加并且深入。根据中国知网文献主题检索（如图1），以“网络语言”“广播”为主题的文献数量于2010年呈现井喷式增长，且在随后几年中一直保持较高位置。融媒体时代，网络语言与广播电视语言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广播电视语言对网络语言的反向影响。网络语言与广播电视语言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变体，原本仅存在于特定媒介内，但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两者发生了广泛的交织，网络语言具有受众广、传播快等特点，是一种相对强势的变体，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对广播电视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影响的利、弊以及如何扩大有利影响、规避不利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如姚喜双、张艳霜《媒体语言发展刍议》一书，指出网络语言的兴起是媒体自身发展的体现，在肯定网络语言年轻化、趣味化的同时，认为这种新生代的语言大多数都无法在传统媒体中达到原有的效果,⑩质疑了网络语言对包括广播语言在内的传统媒介语言的有利作用；王海燕在《浅议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文章中，认为网络语言具有时代性、幽默风趣、简洁醒目的优势，广播电视媒体适当吸收、灵活运用网络语言，会为其增添时代性、贴近性和亲和力，但网络语言缺乏深度且规范性差，而传统媒体肩负语言规范化职责，网络用语的蔓延之势，反映的是对新闻接近性的错误理解，不仅不符合语言规范，而且会造成语言分裂；⑪周晶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人使用网络语言探析》一文中指出，网络语言使主持人的语言与时俱进、生动鲜活，但也导致言语失范、过度娱乐，节目低俗，因此主持人使用网络语言应遵循“个性不任性”“理性不随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的原则；⑫张瑜在《网络语言在广播节目中的运用》文章中强调，在提高主持人素养的情况下灵活合理地在广播节目中使用网络语言，力求既能使表达更加新颖方便、传情达意，又能反映社会热点。⑬总体而言，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消极影响不外乎削弱规范性、过度娱乐等，而积极影响则集中体现在使媒体语言与时俱进、丰富生动上。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看重网络语言的积极影响，关注如何在实践中扬长避短，利用网络语言发展广播电视语言。广播电视语言同样影响网络语言。冯学民、王珍在《谈新媒体时代的电视语体与网络语体》文章中指出，电视语体为网络语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网络语体的规范性提供了范本。⑭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多、种类多、受众广，如“你幸福吗”“甄嬛体”“元芳体”这些在网络上流行一时的语言，都来自电视节目或热播电视剧，之后在网络平台上被效仿、传播，成了流行的网络语言。对于这一现象，研究者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不少研究者从模因论⑮的视角探讨了广播电视语言在网络中得以流行的原因，如张晶在《从模因论视角解读强势网络流行体“甄嬛体”》一文中指出，“甄嬛体”因其时尚性、幽默性、新异性、文化性等特点，适应了人类语言的认知系统，从而成为强势模因。⑯此外，一些方言词汇在网络上的流行也离不开广播电视媒介的助推，方言以其充满个性的语音语调得以在广播电视语言中保留，给受众以深刻印象。如罗娟在《模因论视角下2013年春晚流行语分析》文章中指出，网络语言“我骄傲”源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春晚小品《你摊上事儿了》，这句用方言说出的话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也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之一。⑰（二）研究特点。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单向的“影响”而非双向的“互动”。尽管目前既有关于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也有广播电视语言对网络语言的影响，但这两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互相独立的，鲜有将二者视为整体进行研究的。并且这两个方向的研究视角差异较大，前者多以宏观视角考量分析利弊，再结合实例；而后者则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且多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其次，从研究者身份来看，关注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研究者多来自广播电视媒体一线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这些研究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网络与广播电视语言的互动有着切身体会，同时也有借鉴新事物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需求，因此他们往往以实践的视角看待问题，更关注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而关注广播电视语言对网络语言的影响的研究者多来自语言学领域，更多运用语言学理论对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做出解释。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者主要采取的是定性研究的方式。在探讨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的时候，更重视其影响的性质问题，且在论述时，研究者多采用案例分析及描述性语言。